近日，江西于都实验中学高中生刘文展因举报学校违规收费补课被劝退一事，在网上引发热议。一时之间，刘文展的母校于都实验中学、刘文展本人、发微信进行“劝退”的班主任、被举报泄露刘文展信息的县教育局，纷纷被拥上舆论浪尖。舆论持续发酵，毫无停下来的意思。在此之际，笔者想起自身一次相似但又不相同的经历来。

13年前，笔者从乡镇初中考入县中。高一时学校发布消息，说要大家自主选择周末是否补课，如果不补课则可以双休。身边的同学都信誓旦旦，说当然选择不补课，班上舆论似乎对补课皆持反对意见，我也信以为真。然而，在签订学校统一组织的补课意向书之时，全校竟只有笔者一人选择了不补课。最后班主任“特批”笔者周末回家自习。于是，在全校几千人都在校园里发奋苦读的时候，我背着书包转乘两趟乡村汽车回到老家。那种同学对我的欺骗，那种对标榜自主选择的天真的信任，至今仍让我后怕。自那以后，每次面对这样的意愿调查，面对暗含“鼓励”眼神的怂恿，面对当“出头鸟”的机会，我总是审慎而退缩。

笔者在此不想探讨，劝退刘文展的决定是班主任个人行为还是学校集体决策，单就这件事对一个高中生价值观培养塑造中造成的深重伤害，这背后传递的成年世界对孩子与生俱来的对这个社会的纯真与信任的戕害，就值得我们搁置那些纷繁复杂的争议，静下心来好好反思。

作为中考全年级第20名，刘文展应该算一名优生。根据该校规定，这样的优生补课是不收取费用的。既然如此，他为何又要吃力不讨好地举报，而且敢于持续举报？这样勇于站出来“鼓与呼”，为与己无关的利益而奔走，不正是时代呼唤渴求的担当精神吗？为何在一名学生身上表现出来，就让学校如此难以接受而非要劝退处理了？

当然，在这里，笔者也不能过于“理想主义”。必须承认，基层教育现状决定了，其一些特定教育行为虽不被接受，但可以被理解。比如体罚，在留守儿童居多的乡镇学校依然存在。虽然这样的教育模式被光鲜亮丽的城市文明所不容，也与旌旗招展的素质教育格格不入，但在外出打工的农民父母淳朴的认知世界里，通过体罚实现教育目的是很有必要的，这甚至被解读成“老师对孩子的关心爱护”。

县城中学差不多面临类似的情况。留守学生众多，管理难度大，出于学生安全与教学目的的双重考虑，同时也符合相当一部分家长的要求，学校将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压缩在学校里，因此，“补课”也就成了“体罚”一般，虽不被接受但可以被理解的“潜规则”。如果没有这名勇敢质疑这个社会不谋而合的“默契”的高中生，或许大家都不是很在意补课这种见怪不怪的行为。又或者，成年人其实是在意的，只是明白这样孤独一人的反驳毫无意义，因此不约而同地选择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目前，面对学校和教育局的回应，举报人刘文展仍拒绝返校。笔者看来，这并非负气之举。当一个被书本知识反复熏陶教育的高中生，第一次勇敢地践行那些众口相传的担当、责任、认真、勇敢的美德时，竟然迅速被成年社会的“规则”“成熟”毫不留情地碾压过去，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的嘈杂。即使事件最终悄无声息，但那挥之不去的愤怒、痛苦与迷惘，那对书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比较和犹疑，将会一直伴随着孩子的成长。直到多年以后，刘文展彻底“沦为”你我一样的成年人，在无数川流不息的成年人规则中波澜不惊之时，或许才符合整个社会约定俗称的东西。

我怀念起当年高中班主任老师对我的“特批”。她并未将我当年的愤世嫉俗与离经叛道扩大开来，而只是悄悄告诉我，你考虑清楚可以选择回家自习。直至那一年我背影萧索地背着书包走到校门口，回望喧嚣热闹的校园时，我终于意识到，这样的选择或许是对的，但带来的压力令我无法承受。希望刘文展同学也知道：你的选择是对的，但这样的压力别让你独自承受。